——追忆著名地质学家、地貌及第四纪地质学奠基人、地质教育家袁复礼先生

　　◎  胡伟伟

　　袁复礼，我国老一辈地质学家。在他求学、治学、献身于中国地质科学和地质教育事业并为之无私奉献的历程中，诠释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化有形为无形，将勤奋与智慧相合，用毅力与坚持相守，成就了他勤耕力拓、润物无声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

　　袁复礼先生

　　六十余载地质教育事业

　　袁复礼出生于清朝末年，虽出身官宦之家，但时逢乱世，家国多舛……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袁复礼求学明志，有了学习科学的理想和志向。1915年，袁复礼赴美国深造，在留学的过程中，他深切体会到先进的思想文化在风云变幻的世界格局中的重要。在美国留学的6年里，袁复礼充分利用各种条件和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并涉猎广泛。先后学习了生物学、植物学、历史学及考古学等课程，而主修的专业则是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地质科学。

　　袁复礼对知识的渴求，表现在他对未知领域的索求，而探索的途径，他更注重在实践中获取答案。在美国学习期间，他广泛地汲取并接受多种学科的先进知识。“在夏夜里刻苦练习天文测量，到得克萨斯州进行三角测量，到俄勒冈学习潮汐观测，参加过纽约市地下铁道的工程地质工作，还到美国油田进行过地质测量”。6年的留学生活，充实了他的阅历，丰富了他的知识，锻炼了他做事求真务实、持之以恒的意志品质，更为他回国后致力于地质科学研究，地质教育事业打下了基础。

　　袁复礼1920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翌年其母病重，故而辍学回国。

　　袁复礼从事地质教育事业长达60余年，作为我国第二代地质学家，袁复礼在地质教育工作中长期坚守，这在中国地质教育史上也是鲜见的。

　　从1922年起到1952年，袁复礼先后执教于北平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前身）。他的执教生涯与他的地质科学调查研究事业相始终，为我国地质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自1922年以后，中国地质学的第三代地质学人多为他的弟子。

　　在他的执教授业过程中，亲授过：外国地理、地质测量、地文学、经济地质学（代谢家荣讲授）、普通地质学、地形学、地球投影、构造地质学、制图学、地貌及第四纪地质学、地貌学等课程。这些课程的开设，充分展示了他在地质学及相关学科研究中的心得和能力，有些课程则是有着首创之功的。1924年，由他开设的地文学课程在我国地质类课程中尚属首次，而在我国当代地貌学和第四纪地质学的学科发展中，袁复礼可为奠基者。因此，60余年的园囿耕耘，由于袁复礼所处时代和社会背景的原因，称其为一代宗师，桃李满天下是十分恰当的。

　　概括袁复礼从事中国地质教育的经历，其中，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时期，可谓他从事地质教育耕耘最显著时期。

　　1929年，经过近一年的筹备，清华大学地理学系从历史学系析出并独立，归属理学院。1932年，地理学系改名为地学系，由刚从西北考察归来的袁复礼任系主任，关于清华大学地学系的情况，古生物学与地层学家王鸿祯院士曾谈道：“他（袁复礼）在1932年从西北归来接任系主任，到1937年抗日战争短短的4年中，竭尽全力，争取购置了大量西方图书和成套杂志，从而使清华地学系真正具备了从事科学研究的条件。”可以说，袁复礼对清华大学地学系的建设发展，其推动作用有目共睹，这一点从他长期担任清华大学地学系主任一职便可说明。

　　1937年抗战爆发，本欲赴美进行学者访问的袁复礼毅然留在国内，随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南迁，投身于艰苦的抗战救国的运动中。那一年，袁复礼已经44岁。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由于武汉沦陷，长沙受到威胁，长沙临时大学不得不再次南迁至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为此，由11名教师带领200余名学生组成了湘黔滇旅行团。袁复礼是指导委员会委员之一，45岁的袁复礼和学生们一道长途跋涉68天，徒步行程1663公里抵达昆明。此次行动成为西南联合大学的开篇壮行之举，成为中国地质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西南联合大学由文学院、理学院、法商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先修班六个院系组成。其中理学院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的理学院合组而成，共设算学、地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等五系。联大对于基础课的要求非常严格。设有一年级课业指导委员会，基础课成绩达不到标准不能进入二年级，同时，对基础学科教师的选择也十分重视，基本都是配备经验丰富、有学识的教师上课。袁复礼担任的课程基本都是学分高、任务重的基础课程，他在地质组的作用可见一斑。

　　辛勤的努力换来的是硕果累累。在1980年当选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7人中，有11人是袁复礼的学生；1991年当选的3位院士全是袁先生的学生；1995年当选的两名院士中也有1位是袁先生的学生。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袁复礼作为北京地质学院筹备委员会的成员，参加了北京地质学院的筹建工作。此时的袁复礼已是花甲之年，不再担任行政职务，但学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始终是他关注的问题。尤其对学生的培养他更是关怀备至，不仅为他们在学习上解惑释疑，还在学术研究中为年轻教师和学生们指点迷津，故而深受爱戴，成为大家的引路人。他深深地眷恋着他所钟爱的教育事业，曾在90岁高龄时，亲自参加学生的答辩会，成为中国地质大学教学史上的空前之举。由此可见，他为人才培养殚精竭虑，在地质教育的园囿中倾尽了全部春风化雨的心力。1987年，他得知中国地质大学由北京、武汉两地组成后，欣喜之余，深情地写道：“我深感中国地质大学得来不易，实在令人兴奋。它标志着中国地质教育的新发展，预示将要到来的地质教育的新跃进。天若假我以时，我将在耄耋之年，贡献绵薄之力，在中国地质大学奏出我的黄昏之颂。祝愿中国地质大学茁壮成长，硕大参天。”

　　袁复礼和新招收的研究生在一起

　　在地质科学领域执着开拓

　　1921年前后，我国留学国外学习地学并先后回国的学者据统计仅有十余人，其中有如何杰、李四光、竺可桢、刘基磐、朱家骅、孙云铸、张席褆、冯景兰等人。袁复礼是其中之一。（1916年地质研究所学员毕业后出国留学归国的人员不算在内）。这些抱有科学救国信念的地质学人，各自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锐意进取，大多成为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袁复礼亦不例外，而且他还依据自己的不懈努力和科学发现的洞察力，在地学领域中完善着自己的地质人生。

　　袁复礼积极参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缔造。在1921年和瑞典地质学者安特生（J.G.Andersson）共同发现的仰韶文化，揭开了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第一页。在仰韶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过程中，他运用测量学知识、测量绘制的“仰韶村遗址地形图”，更成为我国考古学史上的破荒之作，是一幅宝贵的科学史史料。而他和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更丰富了袁复礼的考古实践，这次发掘工作，是我国考古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主持，用现代考古方法进行的一次发掘。为此，袁复礼被称作中国考古学的先驱者之一，是中国考古学界的共识。

　　在中国近代科学考察史上，袁复礼的学术贡献有目共睹。其中1927年至1932年，历时6年所进行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活动成果最显著。考察过程中，袁复礼作为中方的代理团长，他所采集的标本不仅是全团成员中最多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他的工作涉及面很广，诸如地层、古生物、地质构造、矿产资源、冰川地貌等领域。仅以地层研究为例，他不仅发现了化石点、化石层位，还发现了古脊椎动物的新物种。其中，在新疆发现的恐龙化石，是亚洲地区的首次发现。中国地质大学杨遵仪院士指出，“我国古脊椎动物学的研究已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二叠、三叠纪兽形类的研究，它的历史渊源同西北科学考察团袁复礼教授的重要发现分不开。”袁复礼第一次建立了博格达山前地区晚古生代和中生、新生代层序。袁复礼对西北地区显生宙地层古生物的研究，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奠基工作。

　　在地质图绘制方面，袁复礼也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他曾两次登天山，测绘了博格达峰及天池一带的地形图；在济木萨县三台南大龙口至水西沟一带绘制了1∶50万和1∶10万的地形图、地质构造图和地质剖面图。正是由于他出色的考察成果，使他获得了由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北极星奖章。

　　袁复礼在1924年在北京大学首次开设了地文学课程，并于1922年在北平高等师范学校讲授外国地理，在北京大学兼课讲授地质测量。由此可以看出袁复礼扎实的学术功底和知识兼容性的合理拓展。袁复礼还是在中国第一位讲授地形学课程的人，地质学家刘东生曾评价袁复礼，“把不同地貌部位的沉积物的研究与地质时间结合起来，更多地从时间角度研究中国最新地质时期的地质事件，亦即地文期的研究在学校中的传授也是从袁复礼老师开始的。”新中国成立之前，第四纪这个名字不很流行。有时把它包括在新生代地层中叫作更新统。1954年，北京地质学院的原苏联专家帕甫林诺夫教授，准备在学校讲授第四纪地质课，并邀请了袁复礼、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侯德封教授和杨钟健教授等一同发起推动第四纪地质的研究。因此，刘东生称袁复礼为“我国当代地貌学和第四纪地质学的奠基人”。中国地质学会原副理事长丁国瑜院士写道，袁复礼教授“在我国西北多年的考察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我国第四纪地质学、地貌学、新构学研究的奠基者之一”。

　　除前面所谈的学术研究涉及的领域外，袁复礼在我国金矿地质、冰川研究方面也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王鸿祯在回忆袁复礼时谈道：“袁老师一生正式发表的科研论文虽不甚多，但他早年的工作都是开创性的。他对科研工作的见解也往往是‘一语破的’。我在昆明时期，发表了不少短文。有时请教袁老师，他说‘论文量不在多，但对所研究的具体问题和范围，必须有所发现，并有明确见解，使后人从事同一范围的研究时，必须加以引用，这就是成功的科研’。”

　　纵观袁复礼为中国地质科学和地质教育事业奋斗的过程，正如刘东生所评价的“袁老师真是一位不服输的地质学家”“真是一位把地质学念在身上的地质学家”。他一生为地质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他的功绩，他的精神，构成一本丰富、生动的教科书，受到几代学生的信任、崇敬和爱戴。他勇于探索、注重实践、博学深广、治学严谨的优良学风，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自然文化研究院地质学史研究所）